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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宝于民 不忘国家 陈 青 最初认识杨鲁安先生是十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饮誉海内外的书画家，一位备受同行推崇的篆刻家。他擅长书法，诸体皆能，尤精甲骨和金文，其作品包容峭拔，风格爽健。他所治印，古拙淳厚，苍劲郁勃不失清新。前不久在郑州召开的全国文史馆工作交流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了杨先生。中国书协副主席，西安交大教授钟明善馆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99年，杨鲁安将自己多年收藏的2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杭州西泠印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此事引起了我们极大兴趣。杨老为何要将自己的收藏捐献出来？都捐了哪些珍贵文物？满怀兴趣，我在会议空暇采访了这位和蔼谦逊、具有君子之风的学者。 慷慨捐献 杨鲁安在收藏界久负盛名，是一位晓文字、精书法、富收藏、擅鉴赏、学识渊博的文史专家。 1999年10月，西泠印社成立中国印学博物馆，向全国征集文物。当时身为西泠印社理事、北疆印社社长的杨鲁安闻讯后，从自己几十年悉心收藏的藏品中，精挑细选了216件，连同自己创作的8幅书画篆刻精品一起捐献给了西泠印社。他捐献的这批文物，许多都是国内十分罕见的珍品。如已收入《甲骨文合集》的甲骨17片，其中一件甲骨上"十三月"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阮元、翁方纲题跋的《散氏盘》初拓本；有陈簠斋鉴赏的《毛公鼎》精拓本，还有5册《金文萃英》以及156方历代古印。其中铜印"治粟都尉"、银印"昌邑侯印"、"亲赵侯印"、战国玺印"武阴右丞"，陶印"思言敬事"等均属珍品。另外还有四五十幅"铁云藏瓦"、"陈簠斋藏陶"，以及铜镜、钱币、印谱等。是年10月28日，中国印学博物馆在杭州举办了"杨鲁安先生捐赠文物专题展"暨文物捐赠仪式。杭州市领导、中外学者专家及中央美院留学生等2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杭州市副市长陈重华向杨鲁安颁发了捐赠证书，当地的媒体都作了报道。杨鲁安曾深情地作诗抒感："阮鉴翁题散氏盘，武丁甲骨契遗编，老梅远嫁西湖畔，不枉人间物我缘。"杨老像对待出嫁的女儿一样对自己心爱的文物，充满了眷恋，令他欣慰的是：心爱的文物终于有了归宿。 杨鲁安捐献文物的义举非止这一次。1993年3月，他曾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博物馆捐赠过一批文物，主要有："马家窑时期仰韶彩陶罐2个，战国青铜带钩3件，汉唐铜镜10件，汉代陶器5件，辽三彩之件，辽、金、元瓷器14件，北魏瓦当若干，共计55件。据说在当时几个彩陶罐的价值可以在美国买一栋房子，而杨老一次就捐献了两个。2000年杨老再次决定，把自己几十年来苦心搜求的藏品以及个人字画和珍贵图书共计3000多件全部捐献给呼和浩特市文物部门，文物交接工作己于当年7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文物已装了360多箱，古今字画430多幅，碑帖已交200多幅，还有几百幅正在整理之中；个人书画作品510多幅，还有大量古籍善本图书。此番义举引起呼和浩特市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己拨出专款，在青城人民公园划出3000平方米场所筹建"杨鲁安藏珍馆"，藏珍馆将分为综合馆、碑帖馆、钱币馆、印章馆、古今书画馆，展出杨老捐赠的所有文物。 对于自己的藏品，杨鲁安是十分珍爱，也深知其不菲的价值，然而他没有把这些财富传给后人或变卖，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捐给了国家。面对我不解的询问，杨老坦然地道出了捐献文物的缘由。他说：内蒙古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而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多局限在民族性、地域性方面，这对宣传传统文化、普及文物知识是不够的。他所收藏的许多文物，如碑帖、字画、钱币等方面已成系列，能弥补内蒙古博物馆收藏之不足。捐献出来展示给大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的文化价值。特别是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出土文物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可帮助学生学习历史、了解祖国古代文明，对增加知识和学养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杨老说捐献对个人也有好处。过去收藏的文物古玩都堆放在家中，锁在柜里，自己看起来也不方便。捐献后可以将藏品分门别类展示出来，这对自己继续从事研究，传授心得、教育学生都很方便。 至于家人是否赞同，杨鲁安说，自古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大凡大收藏家，家藏没有传至第三代的。原因是爱好各不相同，自己爱好的，子孙不一定爱好。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孩子，孩子不想依靠父亲，不愿吃老子家底。而学生中也没有人能够深入、全面地研究和整理这些东西，因此家藏传不下去。加之藏品的许多种类已成系列，当年收集起来很不容易，一旦散失就很难再聚，不如找一个合适的归宿，所以，家人对他的义举非常理解和赞同。有人曾劝杨老捐献时，把不重要的捐了，留下一些好的，怎么也是自己几十年的心血。杨老却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把劣的捐了，好的留下，还不如不捐。这不是做生意讨价还价，而是关系到今后几十年的大事。我们回族人讲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它们找一个完整的归宿。 杨老还表示：等藏珍馆建成后，还要继续买，继续捐。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尽量把流失的文物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还要把流出国门的东西拿回来，这不仅是为了回族，也是为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藏宝于民，不忘爱"。老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还把这句话书赠《收藏》杂志，寄语广大读者。透过这质朴的话语，我们看到了一个拳拳爱国之心的老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钟爱收藏 杨兽安学的是经济，干的是金融，爱的是收藏。他的爱好使他在收藏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熏陶分不开。 杨鲁安祖籍河北沧州，1928年5月出生在天津一个回族世家。他的祖父喜好古董，尤好瓷器，家里收藏了不少古玩。他的大外祖父叫孙华潭，是天津有名的古玩商、收藏家，曾开过一个叫"大吉山庄"的古玩店，经营青铜器、古钱币、瓷器等，并与天津著名学者、收藏家罗振玉、方药雨，方地山、袁寒云等人过从甚密。后来，他父亲也开了个古玩店，请大外祖"掌眼"，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才关闭。杨鲁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培养起兴趣，爱上了收藏。 杨鲁安爱好收藏，还得益于几位恩师对他的启蒙教育。在他读中学、大学时，除了学校的正规学习外，还跟随津门几位国学大师学习古文字、古书画等。其中传授最多、对他影响最深的要数王襄先生。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清光绪二年（1876）生。1906年考入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奖举人，授知县，分发河南录用。由于目击官场龌龊，遂绝意仕途，后搞盐务，转迁闽、川，浙等地20多年，64岁退辞乡里。解放后，他被聘为天津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1965年初去世，享年90岁。王襄从20岁起就从事考古研究，是我国甲骨学的先驱，是最早发现、鉴识、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极受甲骨学界的罗振玉、王国维推崇。王襄早年生活穷困，以卖字为生，但藏品颇丰，仅收藏的甲骨就有5000多片。抗战胜利后，董作宾曾从美国来信，让他将收藏转入美国，但王先生却说：中国的东西不能出国。解放后，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珍藏的5000片甲骨全部捐献给了天津历史博物馆。王襄的古文字造诣很深，书法成就也很大。他一生对甲骨的发现、研究以及对金石学深入探索的治学精神，对杨鲁安影响很大。尤其是他将自己收藏的5000片甲骨捐献给国家，使杨鲁安深受感动。杨鲁安最终将家藏捐献出来，不能说没有恩师对他的影响。从1943年开始，杨鲁安即随王襄学习古文字和书法。精读《说文解字》，从小篆上溯到金文、甲骨，前后大约有五六年时间，这为杨鲁安奠定了扎实的古文字功底。王襄曾对杨鲁安说："你要把有文字的东西都收回来，认真研究。"当时杨对"有文字的东西"的理解仅限于碑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有文字的东西非常广泛，上到甲骨、青铜器铭文，下到碑刻拓片、字画、钱币、瓦当，铜镜等许多器物都"有文字"的范围。从此他便在读中学时，开始了早期的收藏。 另一位对杨鲁安产生很大影响的就是方药雨先生。方药雨（1869－1954年），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方先生早年是康梁政变的参与者，后逃到日本，与罗振玉在日本影响很大。方先生一生收藏巨丰。他既是丹青高手，又是碑帖、钱币大家。自号"古货富翁"，时有"南张（叔驯）北方（药雨）"之誉，著有《校碑随笔》、《言钱别录》、《古货杂咏》等。其中《校碑随笔》自清末问世以来，一直是搜求碑刻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在当时情况下，方先生的见闻不可谓不广，搜集不可谓不勤，辨别不可谓不细，著录不可谓不备。因此大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书一直没有能取代它的。1948年前后，杨鲁安结识了方药雨。并师从方老师学习古文物的鉴定。那时，每到星期日下午，杨鲁安到天津劝业场一个叫宝华斋的古玩店里听方先生传授文物鉴定知识。方先生针对实物，边看边讲，哪一件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特别是有关碑帖方面的知识，方先生讲得特别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曾与杨鲁安一起跟随方先生学习的另外两位学生：李鹤年和张谦。他们的爱好都涉及古文字学和考据学。在方老的培养下，李鹤年成为通文字、精篆隶的著名书法家，而当年曾是律师的张谦，后来成为专门研究郑孝胥书法的专家，他收集的郑孝胥的手迹和资料达1000份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千郑斋"主。杨鲁安经过方先生的指点，文物鉴定水平大进。 此外，杨鲁安还师从书法大师吴玉如先生学习过书法理论。吴先生仅《书谱》就讲授三个月之久，杨老不仅能背诵《书谱》，还记了厚厚的学习笔记。精于篆刻的津门巨擘、王襄先生的胞弟王雪民，甲骨学专家陈邦怀，书法学家孟广慧等前辈也对杨鲁安产生过影响。正是由于这些老前辈的关心、教育和培养，加深了杨鲁安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为他以后爱好、收藏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收藏，而且收藏范围逐步扩大，从甲骨金文到青铜器，从碑石拓片到铜镜瓦当，从古代字画到唐人写经，可以说无所不包。 执著追求 1951年，杨鲁安大学毕业，为支援西北建设来到了绥远（即今内蒙古）。绥远当时叫归绥，由明代的归化城（旧城）和清代的绥远城（新城）组成。归化城从清朝末年起就出土战国、两汉的官、私印和元押。罗振玉当年收藏的大部分印章就出自此地。杨鲁安来到绥远后，经常利用星期日到归化城的古玩市场访求古印，当时一方官印不超过一元钱，普通汉印最好的也只要二三角钱，所以他去了就买，一年去几十趟，一趟买一两个，从1951年到1958年，他收集的战国、秦汉官私印就达数百方，元押更多。除了印章外，还收到300多面铜镜，200多个瓦当。瓦当有山东齐国瓦当、河北燕赵瓦当、山西和陕西文字瓦当等。其中"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当，是刘邦即将统一天下时的纪年瓦当，国内极为罕见。 后来，杨鲁安受王襄影响又收唐人写经、六朝墓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如今共收了100多卷，有的还带有年号，是敦煌流散出来的那批经书。到20世纪60年代，杨鲁安又在北京收到不少碑帖、墓志。如北魏的《张猛龙碑》、《郑文公碑》、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藏墓志拓本等。这一阶段，他收藏的碑帖拓片有500种之多。 每个人在收藏中都会遇到几个令人分外高兴的事情，也会有为失去几件心爱之物留下的遗憾。杨老在几十年的收藏经历中，有几件收藏至今令他记忆犹新。 记得一天放学，路过天津北马路，"荣记书铺"的老板荣耀华拿出一本墓志拓本让杨鲁安看。他一见是北魏《刁遵墓志》，便花了2元买下，回去请方药雨过目。方先生一见大吃一惊：这是雍正年间出土的初拓本，碑阴碑阳俱在。而罗振玉当年花400块大洋得到的初拓本只有碑阳，没有碑阴。于是方先生欣然命笔，在碑帖上题字。这本珍拓已被文物出版社借去准备出版。 还有一次，杨鲁安放学路过一家书铺，看到唐人写经。那时没人要这类东西，故当作废纸卖。杨老一看纸墨不一般，属白麻纸、松烟墨，便花2元钱买下。后经方先生认定是早于北魏、唐代的东晋写经，极为少见。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拍了照片，准备影印出版。 除了巧得之外，杨鲁安也有为获得一件心爱之物而拼命的时候。解放前夕，他在一个叫"文运堂"的古书店看骨董, 老板王朋九拿出汉《史晨碑》拓本，是"秋"字不损本。当时正值围城，生活都有困难，可他硬是缠着祖母，要了80块银元将拓本买下，"文革"期间此拓本曾遭劫难，后又归还杨老手中。为纪念宝物失而复得，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还秋堂"，以示纪念。 当然，在杨老的收藏经历中，也有遇到好东西而丧失机遇，留下无限遗憾的事情。如1948年的一天，他在天津一个书铺中见到一本绛帖，特点是帘纹纸，墨彩油黑看上去很不错，内容是绛帖的卷七卷八，所珍贵的是拓本后边有赵子昂的收藏印"水晶道人"。杨鲁安发现了宝贝，喜形于色，意欲购置，但老板说此物是张之万的后人拿来卖的，还未定价，不便拿走。此事杨在不经意间走漏了风声，被卖主得知，待他一个星期后再去时，卖主已拿回去了，后来不知高价卖到了何处。此宝物失之交臂，令杨老十分惋惜。不过，老板偷偷从原物上面撕下的两篇转给了他，总算得到一点安慰，他曾让王懿荣次子王汉章看过此物，言极为珍贵，属于国宝级。杨老一直当宝贝珍藏着，希望能有一天使其与原物合璧。 1950年前后，杨老在天津大盐商王幼章的后人处见到104方赵之谦刻制的印章，属于家传，意欲转让。杨鲁安十分喜欢这批印章，但前后两次都因要价太高而没有买下。后来这批印章被钱君陶购得，40多年后钱先生全部作了捐献。这件事情给杨老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收藏的东西应该怎么来，应该怎样走？从那时起，在杨老的心里就掀起了寻找藏品归宿的波澜。 在60多年的收藏经历中，杨鲁安收集到成百上千件文物，每一件东西部能讲出一段生动的故事，都蕴含着他的酸甜苦辣。杨老说：搞收藏首先要心正，要看爱好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爱好，想把东西保存下来呢？还是出于想倒腾发财？如果是后者，势必会使国宝流失国外，成为民族的罪人。其次，搞收藏还得具备"三有"，即有眼、有钱、有缘。"有眼"的背后是头脑和知识，这是搞收藏关键的一点。"有钱"是收藏的基础，否则见到好东西也没用。"有缘"则是收藏机遇，主观上想收，客观上还须具备条件，否则撒下大网也难有收获。再有，搞收藏不要一开始就把面铺得过宽，应先从一点、一项入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面的扩大，碰上好东西不要放过。收藏文物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由搏到精，由精到专的过程，不可能一上手就很精、很专、有很大成果。需要日积月累，逐步提高。还应引起注意的是，搞收藏要"三戒"。一戒"急"，不要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急于去买，一定要看准了再买。二戒"贪"，搞收藏欲望过大，买东西贪多，贪得无厌往往会上当，甚至会误入奸商设下的圈套。三"狂"，东西收得多了，往往会狂起来，自以为是，岂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个人毕生精力有限，到头来只是"一得之见"，满招损，狂引祸，必然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