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首页---北京人头盖骨64年搜索内幕 |
| 北京人头盖骨64年搜索内幕 |
| 中美日三国一直未停止寻找脚步；最新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化石可能随日本“阿波丸”号沉入南中国海 -核心提示 10月24日，几份首次公开的原始文件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亮相。 其中一份文件提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与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一起沉没。 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离开北京后失踪，成为世界级的文物疑案。四年后，“阿波丸”号被美舰击沉，其装载何物亦谜团重重。中国曾组织过一次打捞，但因技术所限未能全部完成，二者是否存在联系仍未可知。 60多年来，中、美、日三国的民间机构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京人”头盖骨的追寻，北京也成立了第一个由政府牵头的寻找组织。有消息称，民间组织已开始运作打捞“阿波丸”号，最后的谜底也许很快就能揭开。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历来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文物疑案。这一次，谜底被重新指向一艘沉船。10月24日，几份首次公开的原始文件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亮相。 其中一份尼克松访华期间向中方提供的美国情报提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同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一起沉没。 尽管情报用词为“可能”，但另一份中国高层授权打捞阿波丸沉船的“77·13” 文件显示，中国对“阿波丸”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发现了近3000吨锡锭，这也是上述情报中提到的，从而部分印证了情报的可信性。 有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找回“北京人”化石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具可操作性的线索。对此有过二十余年研究的历史学者李树喜说，把“北京人”化石和“阿波丸”联系起来“并非猜测”，“随着阿波丸沉没的谜团逐步解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之谜很有可能会水落石出。” 世纪末的发掘 为了保密，在发掘之前，周围布设了围帐。根据“物理探查异常”的方位，专家划出长1.5米、宽1.5米的矩形。但深挖至近3米，均是一些沙石、瓦砾之类。 10月24日上午，北京市房山区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的一间会议室里，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李树喜在众多专家和记者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摊开了60多页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纸张。 “很珍贵！”李指着那些发黄的纸张情绪激动。20多年时间里，他深入各地档案馆、机要室探查，甚至只身走访美国，寻找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每一点蛛丝马迹。 1929年，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由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5颗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牙齿147颗、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锁骨等，以及全部山顶洞的人类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60多年里，与头盖骨相关联的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民间寻找它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李树喜说。 在众多说法中，“头盖骨仍在北京”尤为繁多，由此还导致了中日双方在1996年展开过一次认真的寻找行动，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那是源于一位侵华日军的“良心发现”，这位老兵弥留之际拜托一位叫三枝的日本剧作家转告中国方面：他曾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奉命转移“北京人”头盖骨，由于形势紧迫，他将化石掩埋在北平一僻静之处，准备日后再作打算。 老兵所说的埋藏地点是协和医院往东两三公里处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在旁边一棵松树干上，他还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以便日后识别。 信息经过几度传递，到了另一位日本友人仰木道之手中。仰木发现，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特征。令他更为兴奋的是：日坛神道北侧有一棵松树确实被刮过树皮，而且痕迹老旧。 获此消息，中科院方面派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张森水教授同仰木接洽，但对其可靠性一直将信将疑。 即使如此，鉴于“北京人”的线索日见稀少，况且出于一位日本友人的热忱，中科院方面决定，在日坛公园展开探寻。 令初步勘测人员没想到的是，动用电震探测仪测量地表，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磋商，中科院和仰木还达成了《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为了保密，在发掘之前，周围布设了围帐。 根据“物理探查异常”的方位，专家划出长1.5米、宽1.5米的矩形，四名工人在专家指导下挥镐动土。但深挖至近3米，均是一些沙石、瓦砾之类，“北京人”遗失之后在北京的惟一一次现场发掘就此草草收场。 1998年秋天，以“北京人”发现人之一的贾兰坡为首的中国14名院士联名发出了一份“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的呼吁，在世纪末掀起了巨大反响，但苦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寻找又陷入僵局。 时隔5年，第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统一协调民间力量的寻找“北京人”行动机构在北京市房山区诞生。 今年7月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这个名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机构，由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官员担任领导职务，包括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众多权威古人类专家，下设办公室和寻找工作队。 截至目前这个机构已收集到63条线索，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吉林、福建、台湾等全国15个省市。 “寻找工作队”表示，将对这些线索一一进行甄别筛选，决不放过任何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对有价值的线索将追踪到底。 “北京人”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胡承志最后一次见到这两个箱子，是在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他听说，“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64年后，头盖骨的失踪仍是这个老人的锥心之痛。 北京东单三条9号，一幢建于1921年的灰砖琉璃瓦的中西结合式的二层小楼，在高楼林立的喧闹中显得端庄僻静。 这里便是“北京人”化石1941年遗失前最后的保管地———原北平协和医学校旧址，现今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解剖楼。 “遗失之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李树喜说，当时裴文中所在的新生代研究室就在这栋小楼内办公。 1940年12月，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裴文中，对头盖骨的保存表示担忧，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发现人之一贾兰坡乘轮船押运至缅甸仰光，再取道昆明运至重庆；二是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对于第二个方案，美方并不认可，原因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化石挖掘协议，周口店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 鉴于日军控制下的北平风声日紧，1941年11月，在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一再协调下，重庆国民党政府允诺“北京人”化石出境。美国也最终同意由领事馆安排把化石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现年88岁的胡承志老人，当时是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现有资料表明，他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 64年后的今天，“北京人”化石失踪对于胡承志老人依然是锥心之痛，对于北京人化石下落的任何采访都被他婉言拒绝。但他当年书写的向国民政府汇报的遗失报告仍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报告中胡承志讲述，1941年11月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息式白突然通知他，要把“标本装箱运走”。第二天，胡承志请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两人将“北京人”化石装箱。 关于包装，胡承志有详细描述：“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 “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 胡承志最后一次见到这两个箱子，是在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他听说，“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李树喜公布的资料显示，按照中美之间的交涉文件，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上标明美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性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预定1941年12月8日登上美国邮轮“哈德逊总统号”，然后运抵美国。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袭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的物资和行李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千里之外，原定负有运送责任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刚到达上海，就在长江口被日舰围追堵截，邮轮触礁搁浅，被日舰俘获。“关于头盖骨化石历史资料的描述，至此就再也没了下文。”李树喜说。 被日本占有？ 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北京人”丢失后，日本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列为最主要的怀疑对象。李树喜说，这是 因为对“北京人”化石的挖掘、研究和保护，日本始终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就曾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两名学者和一名侦探，来北平打探“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均无功而返。 1945年11月，世界大通讯社相继发出了“北京人”在日本发现的消息。 依据这些报道，翁文灏致信马歇尔，认定日本方面最终获得这些化石，并“已经交给驻东京联合国代表麦克阿瑟将军”，请求马歇尔提供帮助，归还中国。 但盟军司令部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中方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的日本之行。李的任务是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书画、器物、图书等等，而受翁文灏、裴文中之托，此行的“重中之重”乃是查找“北京人”化石。 1945年，李济亲赴日本帝国大学拜访，但未得到任何线索，空手而归。但“北京人”化石在日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 1948年7月，曾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魏敦瑞写下人生最后一封信，敦促美国内政部“出于拯救人类的伟大财富”，担当起帮助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责任。信中说，“凭我的感觉和判断，这些化石很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并严密地藏匿在某处。”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也浮出水面积极帮助中国寻找化石下落。 当年为了保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标注为他的个人行李。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贾兰坡的长子贾彧彰回忆说，1980年5月，弗利与贾兰坡多次间接联系后，发信说想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但他提出希望此行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 贾彧彰说，这使父亲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斟酌后，父亲写信给弗利：“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总理没有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总理，这样的要求我难以满足，也无法满足。” 此后，一直到弗利去世，他再也没与贾兰坡联系过，永远失去了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机会。 “阿波丸”号之谜 李树喜认为，这艘万吨巨轮上一定存有很多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让他们宁可把船沉没，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也不愿让这些秘密被美国方面截获。” 1945年4月1日深夜，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迷雾蒙蒙。一艘巨轮驶入在该处海域巡航的美军潜艇“皇后鱼号”的视野，当实施警告无效后，舰长拉福林下令“鱼雷攻击”。 沉闷的巨响在深夜中响起。三分钟后，巨轮连“SOS”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便消失在海涛和夜幕中。 这艘巨轮就是“阿波丸”。2010名乘员中仅有一人生还，超过了“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件。 在史学界，“阿波丸”沉没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 1977年中国交通部门和海军潜水员对“阿波丸”反复探摸发现，美军的两枚鱼雷击中的是船体的后半段，事实上“阿波丸”却是在船首处断为两截。 参与打捞的上海打捞局高级工程师赵孟信分析说，只凭几发鱼雷的攻击部位，对一艘万吨巨轮不可能瞬间造成巨大损伤，“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多少印证了外界长期来对日本“阿波丸”存有自爆装置的猜测。 李树喜认为，这艘万吨巨轮上一定存有很多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让他们宁可把船沉没，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也不愿让这些秘密被美国方面截获。” “阿波丸”1945年2月被用来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但多名专家认为，在沉没时，上面装载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也有人提出，“北京人”头盖骨也在上面。 作为当时驻新加坡的日本特务首脑，日本“光”机关长日高震作回到日本后，多次接受盟国的调查。日高曾陈述：途中，“阿波丸”在雅加达和新加坡把军队的贵重物品包括金币、工业钻石等分别装入不同的保险柜。 “阿波丸”被击沉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对于众说纷纭的“保险柜”、黄金等贵金属和珠宝证券只字不提。 与此同时，从事件发生至今，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有关“阿波丸”事件的正式资料，比如包括“阿波丸”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之类。 福密实是一名“阿波丸”的研究专家，美籍日本人。在美国，他的调查得到了美国务院和军方的积极协作，但在日本官方却屡吃闭门羹。上世纪70年代，他再次询问外务省的文件科，得到的回答是：即使总理大臣许可，也不能进行查看。“阿波丸”号被披上了层层迷雾。 而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掌握的关于“阿波丸”沉没和巨额装载的丰富资料，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中方。 在这份情报中，美方首次提到阿波丸巨额的装载内容：黄金40吨，白金12吨，3000吨橡胶，3000吨锡锭，40-60箱珠宝和工艺品……还提到，“阿波丸装的40箱物件中可能包括古代‘北京人’化石。” 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方部分人并不认可这一情报。这份情报被搁置下来。 半途而废的“77·13”工程 长时间的氮麻醉，潜水员队伍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1977年12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向上海打捞局革命委员会郑重提出了警告。 “文革”后期，美国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华国锋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到“阿波丸”装有黄金、白金以及大量纸币、证券。信中还表示，希望允许美国的公司参与“阿波丸”沉船的打捞工作。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重申了上述情报资料，表示愿意为中国有关方面提供打捞“阿波丸”的全套深水设备，条件是，分取“阿波丸”打捞成果的5%.在中国，同样也有一批人关注着“阿波丸”的秘密和下落。当年的中国人民打捞局局长、海洋水下工程研究院院长、海洋水下工程专家张智魁等人，就一再呼吁中国要揭开“阿波丸”之谜。 李树喜此次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1977年初春，一位海军高级将领正式向中央军委、中央领导人写信，陈述打捞“阿波丸”的重要性。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相继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并将其转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海军和交通部主持此事，明确指出：“海军要积极，交通部也要积极”，“一年找船，第二年大干。” 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的时间，一项被确定为代号“77·13”的工程从此启动。 张智魁毛遂自荐被任命为“阿波丸”现场作业组组长、总指挥。 1977年5月1日，打捞队潜水员在渔民的指引下，潜入牛山岛海底摸出了沉船中的第一块锡锭，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有“大日本———东洋”和“BAKA———PP”字样！这就是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装载的物资；BAKA，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 接着，潜水员从水下摸上来的两块小木牌上，有毛笔写的两个名字：杉浦隆吉、横尾八郎。这也是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船上的人员名字！ “一年找船”的设想，在张智魁他们手里被浓缩为“五一”这一天。 在兴奋之余，忧虑却来了。在技术发达的国家，空气常规潜水标准是50米。超过这个深度，水下压力增大，则可能引起氮麻醉，造成潜水者四肢麻木以至神志昏迷。 现年80岁的张智魁回忆说，“阿波丸”沉船处水深近70米，即使潜水员顽强拼搏，每次下潜也不能超过30分钟，每人每天只能捞取15块锡锭，打捞只能采取蚂蚁啃骨头的战术。 长时间的氮麻醉，潜水员队伍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1977年12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的“潜水员体检报告”披露了这一严重状况，并向上海打捞局革命委员会郑重提出了警告。 1980年1月，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对外宣告：从1977年开始的清理牛山岛渔场水下障碍物，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残骸的作业，经过三年时间，已基本完成。 由此，“77·13工程”戛然而止。李树喜说，打捞队三年中总共从沉船里打捞出锡锭3000吨，卖得5600万美元，换来了两艘现代化的打捞船。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未浮出水面。 张智魁对此充满遗憾，他说，由于潜水技术限制，当时的打捞只是完成了一部分，情报所显示的物品只能等待再次打捞核实。 “可能是最后的线索” 现场发布会上出现了几名戴墨镜的“民间打捞人士”。李树喜透露说，相关人士和组织已开始积极运作民间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的工作。 “阿波丸”号上可能藏有头盖骨化石的情报再次被翻出，已是1996年。当时，身为光明日报记者的李树喜在一堆堆档案和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一线索。 10月24日的发布会上，他展示了这份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美国情报翻译整理的油印件。 “这次公开的档案材料为寻找‘北京人’提供了一个好线索。”贾兰坡的长子兼生前秘书贾彧彰说，他也同时提出疑问：北京人头盖骨于1941年遗失，既然被日本人劫走，为什么要等到4年之后的1945年才匆匆运回国内？ 还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专家提出，“北京人”化石为什么要花费周折从中国的北方运到南方，直至东南亚，然后由“阿波丸”运去日本？ “这不是不可能。”10月24日，李树喜给记者解释，一些军方人士本身即是特务身份，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一些战争中获取的物品，有的人甚至随身携带，不离左右。在战乱之中，“北京人”可能经日本人之手在中国大陆辗转，并随军南下直至下了南洋。 李给出另一个重要的佐证是，日军从南京国家图书馆掠抢的大量珍贵图书，也是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香港，后来转移到东京参谋本部。 “无论如何，这份资料可能是寻找‘北京人’下落最后的线索了。”他一再强调。 24日的发布会上，除了专家和学者，还出现了几名戴墨镜的神秘男子，现场发言的李树喜只给出了“民间打捞人士”6个字的简短介绍。 李向记者透露，相关人士和组织已开始积极运作民间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的工作，目前该项活动已得到了领导和政府多方面的支持。“拭目以待！”李树喜说。 来源：新京报 |